真实的非洲大陆究竟是什么样？对于科技行业和投资者来说，这里环境如何？
The Generalist团队产出的报告从多个角度解析非洲，Roselake全文编译，从本地监管、外国资本、投资误区和机会领域等角度出发，继续讲述非洲创投。
本地监管
在《非洲科技行业全景观察（上）：人口、市场与局中者》一文中我们写到，关于非洲大陆的写作，常常陷入对贪污腐败和官僚主义的描述。
虽然这不全是事实，但不得不承认，在非洲与政府和监管问题打交道是很棘手的，而且“私人关系”比世界上很多其他地方都更重要。另外，在不同时期，非洲大陆都有其时代性的动荡不安，这种动荡也为投资者增加了风险。
一位帮助非洲公司在西方交易所上市的高级投行专家指出，几乎不可能把一个企业的鸡蛋只放到非洲一个国家的篮子里，投资者通常只对那些在多个国家市场分散监管风险的企业感兴趣。
下面，我们将探讨这种风险，并尝试说明公共部门如何影响科技圈。
禁止新科技
谷歌CEO Sundar Pichai在国会听证中，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环节。加州众议员Zoe Lofgren试图弄清谷歌是如何生成其图像搜索结果的，以及为何她在搜索“idiot”一词时，出现的却是川普。Sundar试图解释，但Lofgren并不理解，并且要求这位CEO做出保证，出现这一结果并不是因为“一些坐在电脑后的人的操作”。
事实证明，政治家们对于技术一无所知，非洲的监管者也不例外。但美国政府一般“无为而治”，而非洲的做法通常是先封禁，再提问。虽然两种方法都不完美，但前者确实有利于科技创新。
例如，早前尼日利亚的监管机构采取了一些措施，让许多初创企业被迫改变了发展路径。2021年，为了应对该国加密货币交易量大幅上升的情况，尤其是像Yellow Card这类区域交易所，尼日利亚中央银行（CBN）宣布，禁止金融机构持有、交易加密货币。
从某种程度上说，CBN的做法有一定意义，这实际上是在试图维护主权，保证它们对金融业的控制，但这种自利的实用主义也阻碍了尼日利亚作为全球领导者在这个领域中的创新。按人口的百分比来算，尼日利亚持有加密货币的人数全球第一。31%的尼日利亚人持有HODL，而美国人只有6%。与其直接禁止，共存可能是更明智的手段。
不止加密货币领域，证券市场也受到了限制。2021年4月，尼日利亚证监会发布了一份简明扼要的声明，指示Bamboo、Trove、Rise、Chaka等个人交易平台禁止购买未在国内注册交易所上市的外国证券。
如果说上述两件事仅限于线上，下一个例子则对公民的生活产生了直接的实际影响。2020年初，拉各斯州的监管机构决定禁止使用商业摩托车，使得整个城市的乘客陷入困境，并且直接击垮了Okada、Pride、Gokada、Keke等相关平台。
对于实力较弱的创业者来说，这是致命的打击，也有一些创业者则及时做出了应对，Gokada公司转向外卖领域，继续利用它们的车队。
不过非洲政府也在进步。疫情之前，没有机构使用线上会议，现在，许多人都开始用zoom开会，并且卢旺达政府通过Iremno革新了与公民的沟通，通过这种“一站式公共服务数字门户”，为一百多个机构和半官方机构提供服务。
监管迟滞
效率高的政府机构少见，非洲政府则是出名的行动迟缓。如前所述，这些国家还有裙带关系问题，这意味着要完成某些工作，你可能还需要认识一些内部人员。
例如，在尼日利亚，如果你想在储蓄领域建立一个金融技术平台，可能需要等待好几年才能得到政府的许可，并且在等待中花费几百万美元。
那么，为了成功，创业者必须赌一把。它们并不是完全在等待，而是与银行等商业机构合作，利用它们的监管掩护来发展，隐含的赌注是，在监管机构要求他们获得进一步的许可之前，创业公司可以暗中积累足够的牵引力、资金和影响力。
这意味着什么？对非洲的创业者和投资者来说，事后请罪比事前请求许可更容易。
规制俘虏
随着国家的发展，对经济做出贡献的行业数量也会增加，使得权力的代表性更加民主。然而在此之前，权力结构往往是寡头的，这就是非洲大部分地区的情况。
让我们以金融科技为例，尽管吸引了相当多的关注和投资，这一领域仍然必须与传统的利益相关者打交道。
在东非，电信公司掌握着大部分的权力。Safaricom的M-Pesa移动货币网络处理了肯尼亚一半以上的GDP资金，而且该公司部分国有，政府持有35%的股份。这种混合体会拥有什么样的权力？
MTN集团在邻国乌干达也有类似的权力，它处理了移动端流通的200亿美元中的80%。在这两个国家创建金融技术企业，不仅需要创业技能，还需要政治智慧。
在西非，传统银行主宰行业，这些机构与政府有着长期关系，与出口和货币政策息息相关。MTN集团是非洲大陆最大的金融企业，却无法在尼日利亚运营支付网络，因为当地银行不希望发生这种情况。它们激烈地抵制这种入侵，并通过政府施加影响。如果连MTN这种集团都受到限制，不难想象对于初创企业这有多难。
外国资本
风险投资曾经是一个本地化的交易，但在过去的二十年里，随着投资者开始评估目标公司并远程提供投资建议后，这种模式已经发生了转变。尤其是疫情以来，越来越多的公司意识到，伟大的公司分布在世界各地，但资本的分布是不均衡的。
因此，对非洲科技行业的兴趣激增。外国投资者在2015年首次开始对这个圈子产生兴趣，且在2020年后迎来高潮。为了了解这一运动及其根源，我们将深入挖掘四类外国资本。
机会主义资本
2016年，优质的风投机构开始关注非洲，YC和500 Startups正在接受越来越多的非洲初创企业加入他们的项目。这种兴趣一直没有减弱的迹象，从那时起，TPG、软银、GV、Greycroft和红杉都对这块大陆表现出兴趣，自2017年以来对非洲的投资已经增长了6倍。
政策资本
如果说机会主义资本是新入局者，那么政策资本就是老玩家了。历史上，与发展相关的金融机构一直是最明显的私营部门支持者，在非洲尤其如此。
主要玩家包括国际金融公司（IFC），以及英国的CDC集团和法国的Proparco，这些实体在传统上占新兴市场私募股权和风险资本基金的50-70%的LP基础。
随着市场开始升温，这些机构遵循其他大型资本分配者的游戏规则，向下层移动。尽管他们入局较晚（从另一个时间尺度来看，是非常早的），但他们已经开始将风险投资视为值得直接关注的资产类别，且这种兴趣会越来越高。
影响力资本（Impact capital）
影响力投资(Impact investing)是对社会负责的投资，促进社会公益并创造收入，目前非洲已经成为主要的影响力资本接受者。
根据全球社会企业投资网络（GIIN）的调查，59%的社会企业投资者将资产配置在新兴市场，其中大部分资本（21%）针对撒哈拉以南非洲。此外，这群投资者中有52%希望在未来五年内增加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投资，他们更关注那些对机会主义资本没有吸引力但可能会有关键作用的商业提案。
软实力
中国一直希望能够进入非洲市场多个领域，从金融技术到社交媒体，这实际上是通过投资体现软实力。
虽然很多人都听过“一带一路”倡议，但在2015年，中国开始公开讨论数字丝绸之路（DSR）。DSR的资金主要用于IT、通信、人工智能、云计算和移动支付系统的基础设施投资，中国为非洲信息技术和通信提供的资金已经超过了所有多边机构和主要民主国家的总和。
中国一直是非洲的重要合作伙伴，连续十年成为非洲大陆最大的贸易伙伴。2019年，中国和非洲之间的贸易额达到2041亿美元，比前一年增长20%。同年，有3700多家中国企业在非洲运营，中国投资总额达460亿美元，有100多万中国人生活在非洲大陆。
非洲科技行业已经从中获利。
从2015年开始，腾讯投资了一些非洲创业公司，包括Flutterwave、Paystack和Helium Health。从2019年开始，中国风投机构也加入进来，PalmPay、OPay和Lori Systems总共从不同的中国投资者（Hillhouse Capital、Crystal Stream、Transsion、Meituan-Dianping和Sequoia China）那里筹集了2.487亿美元。传音控股，一家生产约43%的非洲大陆智能手机的中国公司，成立了专门的投资部门，来打造自己的非洲互联网生态。
另外，中国投资者往往采取与美国投资者不同的方法，他们并不希望只是获得少数股份，而且希望能在企业经营中发挥重要作用。有时，这意味着参与整轮投资，或从头开始建立一个新的实体。
这是软实力投资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控制权是最重要的，放弃这种控制权会给本土生态带来危险，比如OPay的例子。作为中国投资者拥有的挪威浏览器公司Opera的子公司，OPay从中国的金融家那里获得了大量融资，包括美团点评、高榕和红杉中国。虽然像Paga、Crowdforce和Bankly这样的本地竞争对手经过多年的努力，已经建立了稳定的金融技术版图，但是OPay利用自身的资金优势迅速扩张。结果是，移动互联网领域的一个关键部分 —— 移动货币，正在被一个外国实体所占有，并且颠覆了本国的参与者，并且尼日利亚监管机构对此也没有采取什么有效的措施。
随着时间的推移，保护主义倾向会愈加抬头吗？
作为中国资本的另一个热门目的地，印度提供了更有趣的案例。自2016年以来，中国在印度的投资增加了12倍，30家印度独角兽企业中有18家在其资本表上登记了中国实体。虽然这些外国资金几乎肯定有助于生态系统的成熟，但印度政府也越来越谨慎。新的法规试图限制中国投资者对印度公司的控制权，印度当局曾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了59个中国APP。
只有时间，才能告诉我们中国资本会在非洲留下什么。
创建创业共同体
除了提供保护，政府在吸引外国资本和催化当地风险投资行业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也许没有哪个国家在建设“创业国家”方面比以色列更成功，不过这也带来了一些问题。例如，以色列公司参与收购或兼并的比例过高。因此，当地的创业人才往往转移到国外，对当地的就业和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
非洲政府要达到以色列的程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一些萌芽已经显露出来。2018年，突尼斯通过了一项旨在鼓励创业的 “创业法案"。这项政策明确了投资标准，补贴创业者的工资，并为指定公司提供税收优惠。自该法案通过以来，塞内加尔已经效仿，而加纳、马里和其他国家则考虑创建自己的版本。
非洲大陆面临着数十亿美元的基础设施缺口，只有通过本地的人才与全球融资相结合才能解决。创业者们必须认识到，不同的资本来源有不同的条件，政府和公民应该合作建立互利框架。
投资误区
在对非洲科技行业的投资中，有一些广泛的误解。这些误区可能会影响投资者的判断
误区一：非洲是一个统一的市场
硅谷一家著名公司，在其发表的投资备忘录里，将印度的人口等同于非洲的人口。
这其实是一个致命的陷阱。从表面上看，是的，印度的人口（14亿）和非洲的人口（13亿）是相当的，但将一个国家同一个地区进行比较从根本上来说就是错误的。非洲是一个高度分散、多样化的大陆。虽然印度确实也有非凡的文化和语言多样性，但由54个不同国家组成的大陆和印度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差别。
非洲不是一个统一的市场，而是一个地区。公司不会在“整个非洲”经营，他们在特定的国家市场赢得份额。试图根据任何一个国家的经验，来推断整个非洲大陆的消费者应用趋势，必然代表着一种危险的混淆。
误区二：所有的创业公司都是“非洲版本的xx”
红杉资本在2013年决定撤出巴西，因为该公司发现这里初创企业的优势基本上是“拉丁美洲版本的xx”。这种缺乏创造力的现象被认为是一个不成熟的科技生态系统的标志。
今天，许多人对非洲公司持有类似的看法，但这是一种误解。尽管非洲大陆的初创企业受到了东西方同行的影响，但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有了自己的路径。广义上讲，非洲科技行业有三次发展浪潮。
第一波是非洲创业公司模仿亚马逊等企业，进入电子商务领域。但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公司被迫调整思路以适应当地环境，比如还未建立起的支付和金融轨道、客户不同的付款方式以及薄弱的物流基础设施。
在第二波浪潮中，企业家们从亚洲获得了灵感。尽管非洲公司的基础设施不足，当地可支配收入水平较低，但许多初创公司通过提供高频产品（信息传递或支付），然后分层提供高价值的服务（电子商务、借贷、投资）而获得成功。
第三波浪潮中，越来越多的非洲初创企业不是以其他生态系统为模型，而是对当地环境的现实和要求作出回应。这些公司正在建立有利于市场的技术，使公司能够从非消费中创造消费，重新组织经济行为模式，尤其表现在基础设施方面，如Flutterwave、Paystack、Paymob、MFS Africa和DPO。
在这里，我们甚至看见了第四次浪潮的苗头，更多创业者关注B2B的API服务，包括支付、通信和金融数据接口。当然，还有很多基础设施需要持续建设，在CICO、eKYC、欺诈管理领域需要更强大的技术。
误区三：你可以用同样的方式为非洲创业公司估值
评估非洲的初创企业需要外国投资者重新调整预期。现实是，拥有有意义可支配收入的非洲消费者要少很多。例如，尽管尼日利亚（2.06亿）和巴西（2.09亿）的总人口规模相似，但每天消费超过10美元的巴西人口要比尼日利亚多出34倍。
这意味着，一些基本的计算方法在非洲的运作方式与在其他地区不一样，围绕LTV和CAC做出的看似合理的假设，往往会有很大的偏差。以新银行为例，非洲用户的存款比其他地方低很多，每位用户平均投入200美元左右。而像Chime这样的美国平台，2019年每个用户的存款大约为1160美元。
